今天，我想说一句对不起。为我的傲慢而对不起。
3年前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愿每个女生都能乘风破浪》，文章里，我提到一件事——
2018年，我在硅谷参加过一个千人职场大会，嘉宾是硅谷各大科技公司的高管。
当几位男性高管坐在台上时，主题是探讨AI人工智能；而当几位女性高管坐在台上时，主题就变成了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。
我对这样的设定厌恶极了。
为什么只要女性高管坐在一起，就一定要讨论平衡家庭事业的话题？为什么男性高管坐在一起，就是聊高瞻远瞩的战略话题？
所以，在大会最后的问答环节，主持人问现场观众想问什么问题，我立马站了起来，当着上千名参会者问：
“为什么当台上都是男性高管的时候，主题是人工智能，为什么当台上都是女性高管的时候，主题就是work life balance？我希望以后当台上坐着的都是女性高管时，她们一样可以讨论专业问题。”
现在，我觉得我属实是傲慢了。
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有多么幸运。
在今天，女性能够和男性平等的对话、能够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。这在历史上，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，而且非常来之不易。
前两天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Claudia Goldin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她 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。她还有一本书，叫做《事业还是家庭？——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》，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推荐你阅读。
在这本书里，她的研究对象是过去一百多年内出生的女性，她们被按照出生年份分为了5个组。
| 《事业还是家庭》书中五组女性
第一组出生于1878-1897年，她们要么成为全职主妇，要么成就事业，二者只能选一个，几乎无法兼顾；
第二组出生于1898-1923年，一般会先工作一段时间，再成家，婚后不再外出工作；
第三组出生于1924-1943年，她们先成家，再工作，等有了孩子以后，不再外出工作；
第四组出生于1944-1957年，这个阶段的女性有了避孕药，推迟生育年龄，让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，拥有更好的职业生涯。
第五组是1958年以后出生的女性，除了避孕药，她们获得了包括体外受精(IVF)在内的一系列技术协助。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渴望事业与家庭共赢。
每一代女性，都从上一代女性的经历中，看到让自己不满的地方，然后在自己这一代里着手改变。技术的进步，也是推动改变发生的重要原因。
在所有这些阶段里，有一个一直存在的现象，那就是男性在事业上更成功。即使是做同样的工作，平均来说，男性的报酬也相对更高。为什么呢？
Claudia Goldin提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薪酬差距的误区——我们总以为是性别歧视导致了男女薪酬的差距。
尽管性别歧视确实存在，但它在性别薪酬差距中的作用，不是最大的。
通过研究，她发现，最根源的原因是“贪婪的工作”。
贪婪的工作，是指那些为长时间、不灵活的工时支付过高薪水的工作。相对应的是工作时间更为灵活自由的工作。
比如，随时待命给各种急症做手术的外科医生，收入大概率比一个可以按时下班、请假也没什么大碍的儿科医生待遇要高。
为什么女性往往选择薪资相对低一点的灵活工作，而不是高薪的“贪婪的工作”呢？
答案还是回到女性个人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——孩子。
一旦有了孩子，如果孩子生病、需要上兴趣班，总得有人去陪伴TA。而这项任务，通常都落在妈妈们的身上。
一旦了解到“贪婪的工作”是造成男女薪酬差距的根源后，我们就可以采取方法来缩小这个差距。
女性可以更多地选择贪婪工作，男性可以选择灵活的工作来帮助家庭，或者，我们可以找到办法让灵活的工作也可以高薪。
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，有很多灵活的线上工作，自媒体、短视频直播、独立开发软件，都是既灵活又可以有丰厚收益的工作。
也许有一天，女性真的不用再被“平衡工作和事业”困扰，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大谈特谈这个话题。我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。
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，我们也要记得感恩，因为那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常态，而是一百多年来，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晶。